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王安石《元日》诗中的桃符就是古人在过大年时悬挂在大门上的两块桃木板，以祈福灭祸；后来，人们在桃符之上刻画门神的像，以驱邪避鬼；再后来，就在桃符上书写对联，寄托美好愿景，一直发展到用红纸书写，就是现在的春联。
古人认为，桃木有避邪作用。《庄子》曰：“插桃枝于户，连灰其下。童子入而不畏，而鬼畏之。”周代，人们就将长方形的桃木板悬挂在大门两旁，以避邪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说，桃符长六寸，宽三寸。南朝梁人宗懔《荆楚岁时记》载：“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……造桃板著户，谓之仙木……桃者，五行之精，厌伏邪气，制百鬼也……帖画鸡户上，悬苇索于其上，插桃符其旁，百鬼畏之。”
《山海经》说，在大海上有一座叫做度朔的大山，山上有一棵参天桃树，树冠蜿蜒盘伸三千里地，桃枝的东北方向有一个万鬼出入的鬼门，门旁上有两个神人，一个叫神荼，一个叫郁垒，专门监视那些恶鬼，一旦发现，便用芦苇编织的绳把鬼捆起来，扔到山下喂老虎。神荼、郁垒二神的形象，最早见于元人所著《三教源流搜神大全》，此书正面刻图，背面刻文，画中二神坐在桃树下磐石之上，袒胸露腹，面如猛兽，虬髯虎须，头上长角，手执桃木剑，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于是人们便将其名字或画像刻于桃符上，即门神。而作为门神，二神则是另外一种形象：神荼、郁垒身着斑斓战甲，威风凛凛，姿态神武，手执金色战戢，各立于左右两个门扇上。《荆楚岁时记》说：“岁旦，绘二神贴户左右，左神荼，右郁垒，俗谓之门神。”唐朝以后，人们又把李世民的两名爱将秦叔宝和尉迟恭当作门神。据记载，唐太宗成就帝业其间杀人无数，即位后夜间多做恶梦，太宗非常害怕，就将这一情况告诉群臣。秦叔宝自告奋勇，愿与尉迟恭为太宗站岗。可是时间久了，太宗心疼二将日夜辛劳，便让宫中画匠绘制二将之戎装像，悬挂于宫门两旁，邪崇全消。此后，这一习俗传到了民间。《西游记》第十回《二将军宫门镇鬼，唐太宗地府还魂》中描写道：“（二将）头戴金盔光烁烁，身披铠甲龙鳞，护心宝镜幌祥云，狮蛮收紧扣，绣带彩霞新，这一个凤眼朝天星斗怕，那一个环睛映电月光浮；他本是英雄豪杰旧勋臣，只落得千年称户尉，万古作门神。”
五代时在桃木板上开始书写联语，一般都是上题“元、亨、利、贞”四个字。后蜀主孟昶有一年别出心裁，在桃符上题写了“新年纳余庆，嘉节号长春”，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副春联。到了宋代，在桃符上书写联语比较盛行。陆游《己酉元日》诗云：“桃符呵笔写，椒酒过花斟。宋人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：“近岁节，市井皆印卖门神、钟馗、桃板、桃符，及财门钝驴，回头鹿马，天行帖子。”
春联书写在红纸上应兴于明代。潘宗鼎的《金陵岁时记》记载：“元旦，千门万户更易春联，以朱砂染笺，佳者谓之万年红。其制自明初始。”之所以写在红纸上，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色代表喜庆热烈、吉利祥和。而其推手就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。陈云瞻的《簪云楼杂记》说：“春联之设，自明太祖始，帝都金陵，除夕传旨，公卿士庶家，门上须加春联一副。”朱元璋微服上街巡视，当他看到千家万户的大门上张贴着红彤彤的春联，大街小巷充满着喜庆的氛围后，非常满意。可是当他走到小巷深处的一家时，大门上却没有贴春联，询问方知这家原来是阉猪的，不会写春联，街坊邻居又不愿代劳。朱元璋当即为其写了一副春联：“双手劈开生死路，一刀斩断是非根”。第二天，朱元璋再次上街巡视，专门到这家查看，却发现春联仍然没有贴出来，他不禁勃然大怒。这家主人连忙跪拜，小心翼翼地说：有人告诉我这是皇帝的御书，不敢轻易地张贴在大门上，我把它挂在堂屋后墙的正中，天天焚香供奉。朱元璋听后，心中大喜，当场赐予这家50两白银。
由于明太祖的大力倡导，南京春节贴春联蔚然成风，一个新兴的“文化产业”——写卖春联在南京蓬勃发展，一些文人们在春节来临之际，纷纷走上街头市场，摆摊设点，现写现卖。《金陵岁时记》记载：明初，南京水西门大街有一家撰写春联的专业户——孟家寿字馆，每当春节来临，到这里求写春联的市民络绎不绝。当时春节最时兴孟家书写“鸿禧”二字贴于照壁，“国恩家庆，人寿年丰”贴于门户。有咏春联诗曰：“人寿年丰鼓腹嬉，国恩家庆迓鸿禧，升平景象民安乐，尽说乾嘉极盛时。”
清代，贴春联已成为人们辞旧迎新的著名民俗，春联的形式种类和文学艺术都有了进一步发展，如门心、横批、框对、斗斤、春条等等。《燕京岁时记》记载：“自入腊以后，即有文人墨客，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，以图润笔。祭灶之后，则渐次粘挂，千门万户，焕然一新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，春联这个古老民俗形式赋予了新的内容，在社会主义文化百花园里绽开万紫千红的花朵，吐出新的芳香。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，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丰富多彩，又富有时代特征的春联，更加绚丽多姿。2019年春节，中国书协主席苏士澍曾写一副春联：“九州跨入新时代，万众欢呼大作为。”
